八月的雷雨天，热风和乌云，但东方却透出一抹青蓝，轻盈而剔透，叫人无法直视。这样的蓝对眼睛和灵魂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因为美会令人受不了，美让人万念俱灰。因为我们是多想要让这种刹那的永恒一直持续下去。今天是十一月七日，一九一三年的今天，阿尔贝·加缪出生。一九三五年的时候，二十二岁的加缪还没有到巴黎去，仍然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研究哲学和古典文学。从这一年开始，他延续着写下了著名的《加缪手记》。这年的八月，他在手记中写下了刚刚我读的那段话。二十二岁那年，前一半我在北京，后一半我在上海。八月的上海，潮湿闷热，还好写字楼里的冷气开得都够足。
岳阳广场的一层开了一个进口花店，有时候我会买几枝厄瓜多尔玫瑰带上楼。冷气能够抵挡室外的潮湿闷热，但对花朵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往窗外看去，是上海最优雅、最美的地带之一。但天色多变，下雨是常有的。一般早上会在岳阳广场的一层买一杯咖啡和三明治带上去，中午会步行去附近的餐厅吃饭。有时候往巨鹿路、富民路的方向去，那一带至今为止都是上海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有时候往久光百货或者恒隆广场的方向去，有时候就在旁边的酒店吃，步行都是可以的。上海是适合散步的城市，是容易让人好好吃饭的城市，这一点比北京好很多。八月的天气，自然也会有人走在路上突然落雨的时候，雨不大就继续走，雨大了些，就随时走进路边的店面等一等。
因为工作的需要，那年的八月，我有近两周的时间在中国西南部的贵阳市度过，调研当地的市场。印象中，贵阳那一带有很多山，气候比夏天的上海好太多，也比北京好太多，不是很热。贵阳的食物不精致，但不乏美味。我到一个地方，总是喜欢跟着当地人混，恰好有好友在贵阳。我忙完公事之后，就到他家里去，一起吃贵阳当地的火锅，大家其乐融融。于是我们决定打牌，自然是跟着当地的规则玩，而玩起来自然少不了要喝几杯。朋友叮嘱我，贵州当地的酒很厉害，喝起来不觉得有什么，但后劲儿大，能让人迎风便倒。大家都很尽兴，我也很尽兴。不知为什么，那天天好像黑得特别晚，风里没有燥热的感觉。
从窗子往西看去，能看到落日，但没人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觉得一切都美好，仿佛这些美好都不会失去。但其实过去的永远都不会再来，美好的总是刹那的永恒。我记得有天清早我醒来，感觉充满了可能性。阳光明媚，蓝天美好。那时我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幸福的开始。原来这就是幸福。这转瞬之间。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的达洛维夫人、《时时刻刻》中克拉丽莎口中的话语，阿尔贝·加缪在二十二岁那年的八月雷雨天写下的手记，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窗另一边的那个院子，我只能看到院墙，还有几簇上面躺着光的叶片，再上面还是叶片，更上面就是太阳了。
至于室外空气中那股可想而知的欢欣鼓舞，那种在这世间到处散播的欢愉，我却只能从白窗帘上嬉耍的叶影，以及那五树不厌其烦地为这屋子注入某种干草的金黄色气味的日光领略一二。一阵微风拂过，窗帘上的树影再度热络起来了。一片云从太阳面前飘过，又飘走。于是，瓶中的那把金合欢又从阴影中艳橙橙地跃了出来。这样就够了。这道初露的微光，让我沉浸在一种模模糊糊令人为之晕眩的喜悦里。二十二岁的加缪在写他的论文《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期间，他用洞穴之囚的寓言典故写下了一篇随笔。刚刚这段文字就是这篇随笔的开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讲述了一个洞穴之囚的故事。
一群囚犯被关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窟中，他们的脖子、腿脚都被用镣铐锁了起来，无法行动，也无法四处环顾。他们背对着洞口，身后有一堆火在燃烧，火和囚徒之间有一些人拿着器物在走动，在行动，而火光将相应的影像投射在了囚徒面前的墙壁上。囚徒们不能回头，所以觉得这些影像就是实在的东西，并且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有一天，一个囚徒偶然挣脱了枷锁，回头看到了点燃的火，对真实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他发现以前见到的一切都只是幻影。后来这个囚徒走出了洞口，阳光之下，他只看到了一片虚无。囚徒选择回到洞穴里，他甚至悔恨自己看清了一切，因为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二十二岁那年临近年末的时候，我回北京出差，顺势多呆了一个周末。周五那天，我约上几个朋友去喝酒，其中的两位很快要移居英国。我去他们家先接上了他们，然后一起出发。我问他们，就要离开北京了，有什么感觉？他们说不真实。我说，之后你们还会回来吗？他们说可能会吧。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咖啡馆，是以著名导演库布里克的名字来命名的。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就会约在那里喝咖啡，看书，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晚上再一起去吃饭，然后再进行下一场。那天我们直接从喝酒那一场开始。工体某个劲巴的顶楼之上，还有一层露台，但天气太冷，除了披着衣服上去抽烟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在露台上逗留。
我们几个一起举杯。北京的冬天一向寒冷而干燥，但这总是有一股烟火气，让人觉得温暖。那个夜晚和我们离开或将要离开北京之前相聚的常态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这样的日子总共也并没有太久，这些经历的次数也远远说不上很多。大概在我大三的时候，大家才一起玩，前后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人人都知道一切都有尽头，但身处其中的时候，人人都察觉不到事情究竟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数年之后，他们都从伦敦又搬回了国内，其中的一位回到了北京，另一位定居到了广州。我们也还会再聚，在冬天的广州，在盛夏的北京。唯独是之前计划好的在伦敦的相聚，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没有成行。
不过细想起来，之后的再聚，连同二十二岁年末那个晚上的相聚，都是在夜晚。而在风和日丽的白天，推门进入库布里克咖啡馆，坐在靠阳光的位置上喝咖啡聊天，这样的场景原来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生过最后一次了。在电影《江湖儿女》中，赵涛在前往克拉玛依的列车上和刚认识不久的陌生男子在一起。他们的火车飞驰向前，但他们都知道各自的人生只有过往，但从来就看不到前途。贾樟柯在电影中写了一句台词，“我们都是宇宙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