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直言一词的意思是什么？语言学上，直言意味着什么都说。从万物到神谕。使用直言的人，即直言者，是一个说出他心里所想的一切的人。他不隐藏什么，而是通过自己的话语向他人完全敞开心扉。在直言中，言说者应该将他的全部想法完整且准确地讲给听众。这样听众就能够确切地理解言说者在想什么。所以直言一词指的是言说者和他所说的内容之间的一种关系。在直言中，言说者清楚明白地表明他所说的就是自己所想的，并且他会避免使用任何有可能掩盖其思想的修辞。相反，直言者使用他能找到的最直接的词语和表述形式。修辞为言说者提供了技巧来帮助他说服听众的心灵。
但在直言中，直言者是通过尽可能直接地展示他实际相信的东西来对他人的心灵产生作用。如果我们把言说的主体和被阐释的语法主体区分开来，那么我们就说还存在着一个相信阐释的主体，它涉及言说者持有的信念和观点。在直言中，言说者强调一个事实，他既是阐释的主体，也是相信阐释的主体。他自己就是他所说之观点的主体。我们仔细想来，直言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更习惯的事情是有选择性地去表达。再具体一点，是根据对自己趋利避害的潜在需求，有目的地进行选择性的表达。许多自以为直言的人，连第一关坦率都没有过。因为直言首先要求你坦率地面对自己，并完整地表达出一切。
大家可以想一想，哪怕是你在与别人吵架的时候，哪怕是你认为自己仗义敢言的时候，你真的无所隐瞒吗？你在跟别人争吵，指责对方责任的时候，可能还暗含着自己不想承担责任的逃避。你会把这种逃避表露出来吗？你在自以为英勇地站起来跟一位前辈提意见的时候，除了意见之外，你可能更多的心里想的是如何出风头，或者是避免自己颜面扫地。这些你真的会表达出来吗？所以，直言不难理解，坦率也不难理解，但我们很少有人好好的想过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更是很少有人能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当然，将坦率的这一部分，福柯主要强调的是直言这件事和真理的关联，反映了言说者和他所说内容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还会提到。我们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直言。首先是这个词的轻蔑之意，类似于喋喋不休，包括不假思索或口无遮拦地说任何事情。在此，坏的直言是和沉默相对立的，而沉默是一种戒律或沉思上帝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反映心灵与思想每一运动的口头活动，直言在这种消极的意义上，显然是对上帝进行沉思的障碍。但多数时候，在经典文本中，直言并不具有这种轻蔑的意思，而是积极的意思。直言意味着说真话。所以直言的第二种特征就是信念和真理的完全一致。如果直言者的真诚需要一种证明的话，那便是他的勇气了。我们需要区分直言这个词包含的两种情况，即假直言、坏直言和真直言，积极的直言。
假的坏的直言，类似于喋喋不休，口无遮拦。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啊，很多人把没教养当做真性情，把口无遮拦当成仗义直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对于这种情况，沉默反而是最好、最具光芒的行为，暗含了智慧和沉思。其实区分起来也很容易。假的坏的直言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看似什么都说，但实际上别有用心，趋利避害地有选择的表达，那与真理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与自身的目的性息息相关罢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而真的直言，积极的直言则是说真话。怎么定义这个真呢？福柯给的界定很简单，就是你的信念和真理完全一致，你坦诚而完整地接纳自己并表达出来，这才是真，而不是照着遮羞布对别人指指点点。
也正因如此，真正的直言者是要具备勇气的，这是他真诚的最有力的天然证明，以至于根本无需证明。而为什么需要这种勇气呢？下面我们继续阅读。所以你们看，直言者就是冒着风险的人。当然，这种风险并不总是生命的风险。例如，当你发现一个朋友在做错事，而你冒着激怒他的风险告诉他做错了的时候，你就在扮演一个直言者。在这样的情形里，你没有冒生命的风险，但你的言论可能会伤害他，你们的友谊也许会因此受到影响。在政治争论中，如果一位演说者由于其观点与大众相悖而冒险丧失人气，或他的观点会曝光一起政治丑闻，那么他就在使用直言。所以直言是和面对危险的勇气相关的，它要求勇敢地说出真理，不论是什么样的危险。
在其极端的形式里，言说真理就在生或死的游戏中发生。当你接受使自身生命暴露无遗的直言游戏时，你便采取了一种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你冒着死亡危险来言说真理，而不是在真理无法言说的生命安全中休戚。直言和自我书写、自省等事情本质上都很类似，都需要我们对自己绝对的坦诚，而这种坦诚是有巨大的压力感的，因为绝对的坦诚总会将自己置于这样或那样危险的形态之中。这一点无可否认。直言带来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我们敬畏历史上一切真正具有智慧的伟人和先哲，也正是因为他们以巨大的危险性乃至生命的危险性，为大家、为世人去传播真理，并且捍卫真理。而如果大家听了我们之前的反转星球的课程，你可能会知道，其实群众、群体本身具有愚蠢性，但恰恰是这种愚蠢性使得伟人和先哲的光芒更加明亮。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直言的最后一个特点在于，在直言中言说真理被视为一种责任。例如，对那些难于接受其真理的人言说真理的演说者，以及那些可能以某种方式被放逐、被惩罚的演说者，他们都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没有人强迫他言说，但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另一方面，当某人被迫言说真理时，他的话语就不是直言式的言说。一个迫于法庭压力供认其罪行的罪犯并不是在使用直言。因此，直言就与自由和责任相关联。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群体是愚蠢的，是具有野蛮性的。连孔子都讲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更说过“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先哲们其实早已洞悉了群体的愚蠢性，也早已洞悉了教育这件事情的无力感。但就像孔子说归这么说，气归这么气，但他一生还是从未停止向学生传播真理。你同样去看佛陀也是如此。佛总要普度众生，而众生何其邪恶、污秽、愚蠢、野蛮。佛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因果报应也并不会手软，可佛还是就在那儿，把他的一切所知借助经文传播给世人，这才是普度众生啊。也如福柯所言，他们当然都有保持沉默的自由。不过，也正是因为群体是愚蠢的，正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所以他们才是伟大的直言者，所以先哲才是先哲，佛才是佛。因为直言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