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流血的犯罪转向诈骗犯罪是完整复杂的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包括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财产关系在司法和道德方面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更严格的监视手段，居民的划分愈益精细，寻找和获得信息的技术愈益有效。因此，非法活动中的变化是与惩罚活动的扩展和改进相互关联的。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诈骗犯罪本身要比流血犯罪更高级和更后出现。流血事件本身广泛地存在在自然物种之中，但是物种之间没有思维规定的规则秩序，弱肉强食、争夺配偶、你死我活等等，仅存在在自然法则当中，不存在物种法律。对于人类来讲，则抹去了这种自然法则，建构了物种的法律。
某种意义上来讲，流血犯罪源于物种的原始本性，并且并不需要高级的思维和秩序。但是诈骗犯罪则要完全依赖于高级智慧和高级秩序。且不说诈骗所需要的思维和头脑，单单是诈骗本身就依赖于人类所创立的各种规则。有趣的是，我们都认为秩序规则匡正得越多，犯罪就会越少。但事实是，这种秩序规则在人性面前永远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有多少秩序规则，就会有多少反秩序、反规则，就会存在多少种诈骗。而人们又不得不想出更多的秩序规则来匡正这些诈骗。在此基础上周而复始。假如秩序规则不存在，那么诈骗自然也不存在。但你我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就是人，人就是有天然的社会属性，这一点我们无法回避和否认。
这种意识形态权力至少将会部分地被搁置，被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所取代。肉体将再次以新的形式成为主要角色。而且，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将会允许在十八世纪崭露头角的两种背道而驰的对象化路线并行不停地存在。它将从另一角度，即用自然本性来反对自然本性的角度排斥罪犯。他将力求用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经济学来控制犯罪，对新的惩罚艺术扫视一眼，便可以洞察到惩罚的符号、技术如何被一种新的肉体政治学所取代。用自然本性来反对自然本性与所谓的新型政治解剖学的本质其实是一回事。肉体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最主要的角色。以简单的角度来讲，人们自然本性中对不安全感、对恐惧、对面临惩罚的排斥，可以反对另一部分，如贪婪、杀戮、纵欲等自然本性。
比如你特别恨一个人，想暴打他一顿，这是你的天性，但你的天性中还有另外一部分东西，就是暴打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具有不确定性，给你带来恐慌感和不安全感。所以很多暴打事件在你自己的意识里，在这一步就已经被拦截了，或者至少有所阻碍了。大家想到没有，我们本性中的一部分东西，它的确会阻止另外一部分东西，或者降低其发生的概率。法律和国家暴力建立的初始，即在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方式了，而肉体为何成为最主要的角色也不难理解，因为以自然本性来反对自然本性的一切根基，需要建立在自然本性的同一性上。什么意思？即这种自然本性一定要发生在同一个客体之上。
比如，你想暴打一个人，你会被你自己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所拦截，但是你不会被别人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拦截，对吧？而人的肉体是唯一的、最可靠的、合一的载体。总之可以说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福柯所言的规训，从他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组合性。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四种个体其实也并非由规训所创造的，而是所有人类肉体的自由属性。首先说单元性，空间分配方法所带来的潜意识内部的单元性普遍存在于所有的智慧生物体中。如果说福柯所言的单元性是根据不同规训法则带来的具体不同的单元性，那应当理解为人本质属性中单元性的不同表现。这种属性并非完全被创造出来。第二是有机性，即对活动的编码。事实上，人类的编码属性也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思维的本质就是对外界事物的编码和再传递，语言、文字、思考、逻辑等等都是如此。如果说它是被规训所创造的，那也只是在不同规训体系内对于编码客体的再编码而已。
最后是创生性和组合性，即时间的积累和力量的组合。我认为这两个属性和前面的单元性、有机性可以不看作一个层面的问题。如果说人类社会是一个区间图的话，那么单元性和有机性是纵向的，而创生性和组合性则更像是横向的，它们处在不同的维度之中。创生性和组合性的根源不是人，而是时空。时空决定了时间的积累和力量的组合，它们与人的单元性、有机性共同组成了秩序世界的全景。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慢慢地，在古典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观察人群的监视站的形成。
而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很少论及。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平行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观察的技术，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的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一种关于光线和可见物的模糊艺术便悄悄地酝酿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知识。带有监视的强制机制之于纪律的实施是一种必需的关系，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和接受。而福柯在此机制之下指出了技术的问题。同学们至此应该觉得很惊叹，福柯似乎有点料事如神。像我们今天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无处藏身，大街小巷的监控、卫星技术、云图等等的不断发展，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型监视机制和强制机制紧密相连。
所以说，有时候洞悉本质之后，人的确是可以预测未来的。二十世纪初似乎是技术论在学术界浮出水面的时期。加拿大杰出的媒介理论学家和思想家麦克卢汉就曾经将技术论引入了媒介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媒介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望远镜、透镜、射线本身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福柯敏锐地将之与监视机制联系起来，这里和麦克卢汉的理论有相通之处。之后我们会具体地讲解麦克卢汉的相关理论，但在此我们可以首先了解一些。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变革的本质是媒介技术引起的关于人们感官尺度和认知比喻的改变。而福柯提到的使用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并给人带来的新知识，事实上就是人们形成了新的感官尺度和认知比喻，并因此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秩序。
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也蕴含于这样的社会秩序之中。无论是纪律实施，还是强制机制，或具体到学术的功能性质，都是人类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不同时代，纪律实施和强制机制的内涵和表现方式都会有不同的改变。望远镜、透镜、射线能为强制机制带来的改变，并因此影响到纪律的实施，而之后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同样能给强制机制和纪律的实施带来改变。如今的时代，我们都不用说互联网了，在主要的大型城市几乎已经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监控网，并渐渐向大小城市乃至农村去蔓延，最终势必会形成全面的监控网。而与地表层面的监控网对应的，是太空中渐渐将地球全面包围的人造卫星。
太空层面的人造卫星和地表层面的监控网，代表当今最新科学技术之下的监视机制，并且它们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化、发展之中。这都表明了技术变革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所以，媒介技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有关这一点，之后我们还会有所探讨。